中国地方债务有哪些解决的思路？
写作地方债务危机，其实读成：
央地博弈。
要明白地方债可能的解决思路，就需要明确一点：
地方债的问题不在于规模太大，而是地方一窝蜂搞投资建设的收益太低，无法高效造血循环。
厦门大学的赵燕菁教授就认为：
2023年重启经济千头万绪，纲举目张，纲就是“债务”。但政策的目标不应是去债务，而是相反，要“维持债务的价值，扩张债务的规模”。
因为从美元与黄金脱钩开始，今天已经是信用货币时代，而没有债务就无法衍生出信用货币。
在中央与地方的分权中，地方政府肩负了大规模举债投资的责任，才有了M2的扩张。所以中国经济增长越快，地方债务也越多，社会上流动的资金也就越多，各种生产要素的配置过程才能越发活跃，简而言之就是大家都有钱赚。
反而，当债务规模缩小，投资同样萎缩，市场上的资金流也会枯竭。
就好像发动机要高速运转必须大量烧燃油，消耗大不是问题，效率低才是。
这个问题关系到中国经济的底层驱动逻辑——地方与中央的经济角色。
也就是谁来举债，谁来主导投资建设甚至铸币权的问题。
话说，改革开放后要搞对外进出口，多亏了前三十年的积累，当时我们有完整的工业部门大量技术骨干还有充足的劳动力，但还需要大量引进设备技术原料、重组产能、追赶先进科技。
第一件事就是把基础设施建好。
前三十年，最适合开放的中国沿海包括海南岛都在搞战备，“三通一平”要啥啥没有，需要大量资金。但这时候中央没有钱，外交部都在卖土特产换外汇。
没有钱就只给政策，给地方放权自己找钱。
沿海搞特区和开发区都是为了招揽港澳台资或者各路外资，比如蛇口最早的基础设施就是港资建的。但更大的规划，比如上海开发浦东，就是搞交易所直接从全国融资，大多数地方政府则帮助国企通过银行贷款的支持大量建工厂买设备。
放权之下，大家都摸石头过河，很多地方有钱了，但中央更缺钱了，还要找地方借才能发工资，导致国防教育科研的人才资源大量流失下海，没办法只能改革。
90年代初，分税制改革后，中央与地方艰难谈判，好不容易集中全国财权，妥协的地方是，把卖地收入明确留给地方，更加刺激了地方政府强烈的投资冲动。
这是与苏联最大区别，苏联模式下，莫斯科跟你地方谈个屁，部委一个命令下来，让车间生产螺丝你不敢生产螺母，地方虽然叫加盟共和国，实际没有工业与经济话语权。这就是苏联计划经济的特点。
中国学习苏联的时候，虽然也是中央统一安排全国经济建设，但并没有完全照搬，一直在注意避免过度打击地方积极性。教员早在建国初的《论十大关系》里就说了，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中央一个积极性要好。
改革开放其实也是默默用了他老人家当年的思路，去发挥地方搞建设的积极性。
在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政策下，地方的绩效考核依赖于辖区内的企业在市场上竞争所创造的产值、税收和就业；有时候看起来是两个地方的企业在竞争，实际上是两地在尽其所能，动用行政、财政、金融等资源帮助本地企业更好地赢得市场竞争。
地方积极性高，经济增长的确快，但地方各地搞经济，也意味着相互竞争，“诸侯经济”的现象也就出现了，国内的“贸易战”如火如荼，地方保护主义屡禁不止，所以才有“统一大市场”，那就是后话了。
但外面的资金只能是启动，真正的资金流还得靠自己，这资金从哪里来了？当然就是大量负债。
08年之前，地方政府主要是收税和卖地，并没有负债，1985年还禁止过地方政府发债，所以名义上是没有地方债问题的，即便有城投平台，很快也就因为资金问题倒闭了。
但是，90年代最大的问题是银行高达20%~40%的坏账问题，与地方政府关系也很大。
因为当时中国的银行没有完全市场化，本质上就是第二财政，完全处于地方政府指挥下，给了各个地方的企业特别是国企放了大量缺乏风控程序的贷款，到处建设开发区建厂房买设备扩产能，很多企业还要跑步进入世界五百强，导致市场上高通胀与价格战同时存在，当然经济增长也非常迅速，但泡沫同样严重，贫富差距与社会治安也不好。
骚一点的操作，就是让本来经营不错的国企大量举债，等资不抵债了，就低价私有化，把包袱一甩就变成自己的优质资产了。
很多经济差的地方税收不行土地又没人要，财政没钱了，怎么办呢？一是乱收费乱摊派，二是甩卖国有资产，三就是贪污腐败了。这也是八九十年代很多乱象的由来。
一路狂飙到，到了90年代末，就同时出现了银行坏账与国企负债累累濒临破产的危机。
所以前央行副行长吴晓玲说过一句话：没有那么多坏账，中国哪来那么多富豪？
什么叫第一桶金？这就叫第一桶金。
最后90年代的债务并没有直接记在地方政府头上，而是成为国企的沉重债务，最后烂在了银行，才有了后来的银行股份制改革与四大资产管理公司。
另一个为最初主要给地方国企融资的股市，就让股民买单了。
到了2000年后，由于对外加入WTO、对内商品房改革，所以沿海地区靠土地财政搞基建+进出口赚外汇起飞，房价上涨覆盖了90年代的坏账，中央靠转移支付平衡全国的财政收支，加大中西部地区建设，一批欣欣向荣，后来看的确是一个战略机遇期。
然而，2008年金融海啸来了。
由于外贸形势严峻，全国财政收入增速明显下滑，加上美国次贷危机连累全球楼市，地皮也卖不动了，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财政压力山大。
于是，就有了四万亿，其中就包括允许地方政府大规模举债，考虑的金融系统管理权也在地方手里，实际上是赋予了地方直接印钱（扩张M2）的权力。
地方债主要分公开和隐形两部分。
公开的是地方政府出门直接借的“地方债”，包括一般债和专项债，在预算里会明确新增多少还了多少。一般债主要投入纯公益属性的项目，完全依靠财政还钱，专项债项目自身也能盈利覆盖一部分利息，实际也是政府背书，能公开在债市交易。
这部分地方债，最早由中央“代发代还”，后来变成“代发自还”，最后“自发自还”，出现了繁荣的地方债交易机制，让地方政府有了稳定融资渠道。
隐性债务的花样就更多了，一般指虽然没有出现在预算里，但由政府实际担保偿还本息的各种债务，主要是通过城投平台以及一些国企搞出来的。这就是个糊涂账了，很多公益的盈利的混在一起，想怎么搞就怎么搞，被人上下其手就不说了。
理论上，城投平台政策说是“允许有条件的地方搞”，实际上无论有没有条件，大家都在搞，只要把土地、股权、收费项目等优质资产包给城投平台就可以快速包装成资产和现金流都能达到融资标准的公司，仗着有财政担保，不管项目有没有收益，一窝蜂上了杠杆。
一般是拿到建设用地指标做一个城市规划，规划建新城，即便项目不赚钱，土地也被认为增值的潜力了，老百姓也一起买房推高房价，城投平台就轻轻松松拿着城市规划，以土地作为抵押物，去银行借钱，去债券市场上融资。
结果是项目不断地开、地价房价不断地升。
在房价地价的支撑下，明明知道资金链都是靠土地价格撑着，但投资人就是相信地方政府的刚性兑付，坚信“城投信仰”，可地方政府也相信中央不会让地方破产，政府债务越滚越大。
四万亿之后的投资，与之前早就开始的土地财政+房地产，最明显的区别就是地方政府大规模下场搞投资。
反映在建设用地土地指标上，就是2008年后，房地产和工业的土地比例下降了，政府直接参与的"其他用地"成为了绝对主角。
当时很多人反对四万亿，因为实在是感觉地方层面不靠谱。
但回头来看，这一类投资很多都是民生项目或者基础设施工程，收益不会很高，但即便本身没有经济效益，也能带来更大的社会效益，短时间内对保增长保就业保民生都很重要。
如果区位条件好的地方，政府举债投资能兼顾公共与市场效益，还能大量转化为本地税收与居民收入，甚至通过投融资，还能够推动一些关键产业的爆发。
比如光伏、面板、存储芯片、新能源汽车等等产业的爆发都离不开合肥政府、深圳国资委等直接投资与间接支持。
从东到西，地方政府彻底放开投融资手脚，直接进行大量项目建设，不再仅仅靠地产商来拉动经济，而是多管齐下，M2一路狂飙，GDP也快速超过并甩开日本。
很多人要问了，代价呢？代价就是投资项目的低效泡沫与债务危机的持续积累，以及地方政策背书下的房价盲目上涨。
后来看，四万亿的确保证了增长就业，让中国经济快速复苏，但最大的问题就是很多项目的效益利息很低，甚至没有。城投的基建项目回报率普遍也在3%以下，而且还不断下降，而融资成本往往在5%以上。
相应M2带动GDP的效率也在下降。
按理说，项目越来越差，而且收益连利息都支付不了的话，下一个项目就借不动了，危机也就被限制住了。
但这是市场逻辑，不是地方政府的融资逻辑。
因为地方政府可以自己规划自己估值，左手城投平台给右手国企进行担保，好继续卖地立项融资，覆盖还本付息压力，变成了债务滚雪球、房价涨上天的过程。
两个例子：
一个是安徽淮南2011年请山东志高集团搞游乐场，志高借着政府支持发信托买地，市政府又把卖地的钱返还给志高换股份游乐园，项目虚假估值100亿，结果后来估值暴跌，信托暴雷，最后烂尾十年。
另一个是云南保山贫困县施甸，本地水务国企发了3亿债修生态公园，等要还钱的时候融不来钱面临违约，合同上作为还款来源的本地城投的应收账款和土地都成了摆设，完全是自己给自己抬轿子。
至于某些地方趁着疫情融资上百亿征地建方舱医院就更不用说了。
这些是失败暴雷的，成功的自然是续上了资金，滚出了更大的债务雪球，唯一不变的是别说本金，连利息都成问题。
所以说，八仙过海、摸石过河、复制粘贴、拿来主义的发展模式狂奔了十年后，速度与效率极高，但重复浪费也非常严重，很多产业无效内卷。
毕竟，地方政府大量举债搞投资，最大的优势无非土地与政策，导致同时间适合的发展产业也雷同，大多数时候是一窝蜂，引进复制成熟的产业链，升级改造反超，适合追赶型的发展战略，短时间能够放出大量货币，特别利好资本密集型行业。
所以过去十几年里，中国在一系列新型产业，比如光伏、面板、储存芯片、新能源汽车等等行业都出现了超车逆袭。
但内卷也就加剧了。
随着信息技术发展与国内市场越来越通畅，今天各行各业的头部化非常明显，往往一个地区的龙头产业就能辐射全国，甚至卷到海外。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人做什么什么白菜价，做什么不赚钱。
尤其是，很多种西部人口流出地区也在不断规划新城区、炒房价、建设高新产业，想跟东部抢产业，搞了二十年，项目都黄了几轮了，都没搞出“造血”能力，还弄得一身债务累累。
实际上，尽管全国地方政府疯狂建设十几年，搞出一百万亿债务，可绝大部分省市依旧做不到财政上的自给自足，全靠中央转移支付，靠沿海各省市贡献财政盈余，才能覆盖本地教育医疗社保等等公共服务的支出。
所以才会有那么多养老社保缺口，说白了都是地方造血能力不足。
归根到底，是因为地方债驱动下的经济模式，由于全国都在搞相似的融资成本与项目，无法体现地区与地区之间在全国经济布局中的差异定位，导致大量举债发展的项目既没有经济效益，连公共效益都被管理无能与贪污腐败问题给耽误了，甚至变成了利益集团的分赃。
当然，这也不能全怪中西部地区不争气，因为在全国经济一盘棋的安排下，很多省份需要承担全国关键资源的供应与服务重大战略的角色，并不能把自己的资源与趣味优势完全变成经济效益。
比如山西内蒙的煤、云贵川的电、河南安徽的粮食、河北东北的钢铁、西北诸诸省的油气资源都要受到一定程度的政策限制，才能有中国工业化现代化相对稳定廉价的基础物质条件.....
这是全世界任何国家都没有的工业优势。
不然，把有战略性质的商品定价权全部交给交易所，交给期货大鳄手里，经济也就别发展了。
还有些地方，比如河北一些地方，为了给北京天津的发展让位，广西要给珠三角输送水电，也都需要牺牲自身经济发展的自主性。
这种情况下，再同一个标准的“造血”来要求沿海和内陆省份都完成财政、税收目标，是不公平的也是不科学的。
就好像玩LOL，有上单中单ADC，也有打野和辅助，中单需要等级、ADC需要打钱、上单需要支援压制，打野辅助各司其职，各有各的KPI，最后才能推上高地。
如果要求五个人都要一样的人头助攻和刷钱能力，基本上这局就废了。
地方债陷入危机就是这个问题。
经济基本面与发展定位不同的各地政府，也在相同的搞钱积极性与相似的债务压力下搞相似的投资，从最开始的铁公鸡、棚户区改造，再到修地铁修市政工程，项目的经济效益已经很勉强了。
再到各种修园子修游乐场修旅游景点的时候，就有点走歪了。
再到什么独山县建“水司楼”、秦皇岛引进“巴铁”、南阳搞“水动力汽车”甚至成都花了五亿给老罗的接盘，都是离谱他妈给离谱开门，“百万槽工衣食所系”，最终呈现在眼前的就是地方债危机。
所以中央决定了，“谁家孩子谁抱走”，太磕碜了。
更惨的是，到了很多本身就难以“造血”的地区，不但债台高筑，搞建设投资还搞不过外来公司，激发了更强烈的 地方保护主义，营商环境持续恶化，又恶化了项目效益，债务压力更大了。
有些债台高企的地方，不但连教育等公共支出出现缺口，还要靠罚款、停车费来补充财政，甚至挪用社保医疗基金，变卖各种公共资产甚至把公权力变成盈利属性，吃相越来越难看。
老百姓凭什么热情买房支持土地财政，是因为相信房价上涨，那又凭什么认定房价上涨？
教育也好、医疗也要、就业也好、环境也好，说到底是对地方未来发展的信心。
而信心，就是信用货币时代，资金的根本来源。
当房价经历了2015年之后的疯狂，实体生意艰难、贫富差距拉大，公众对土地财政主导的发展模式失去信心，房价也就失去了上涨逻辑，随之而来就是老百姓提前还贷、不再买房，甚至不再结婚生孩子.....
房价涨不动，疯狂的全国房地产也逐步熄火，地方政府依靠地产、房产溢价来偿还债务的资产负债表滚雪球逻辑就没了。
所以央妈虽然没有加息，但2018年之后，社会上的资金也越来越紧张。
更严峻的是，贸易战与疫情严重拖累了市场经济自我造血，经济增长的担子进一步落在了地方债驱动的政府投资上。
在内外部压力下，靠地方政府直接举债进行投资反而越来越重要，在有些没有支柱产业的地方甚至成为了唯一的增长来源。
各种新基建、老基建，中西医结合多管齐下，仅仅是公开的地方债规模，五年内几乎翻倍。
过去三年疫情期间，地方收入下降，支出上涨，发债14万亿，是2015年-2019年的1.6倍。地方债已经成为债市第一大品种。
目前，地方债务总规模大概100万亿，多吗？放在一个个地方视角下，很多，多到还款压力压得地方喘不过气。
但把全国看成一个整体来看，多吗？不多。
虽然地方债负担沉重，但中央财政上确实非常轻松，与1990年分税制改革前地方富中央穷的局面成了鲜明对比。
截至2021年末，地方国有企业（不含金融企业）资产总额206.2万亿元、负债总额129.6万亿元、国有资本权益66.2万亿元；2021年末，地方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总额48.5万亿元、负债总额9.9万亿元、净资产38.6万亿元。
可以说，即便加上隐形债务，地方总债务还是低于各地政府资产规模，资产负债也低于大多数国家，维持下去一点问题都没有。
财政部部长刘昆在和新华社的访谈中也提到：“截至目前，全国政府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负债率，低于国际通行的60%警戒线，也低于主要市场经济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水平，风险总体可控。”
比起个人购房者或者地产公司，政府背书的地方债务的逾期率和坏账率还是很低的。
但这只是理论上的安慰，毕竟不能真的 把全部政府资产卖了给地方政府还债，更不可能把上海的国企卖了给贵州云南还钱，地方上的建设投资还需要继续。
怎么办？那就中央把地方发展经济的事权与财权都抓回来。
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的翟东升老师认为：
实际上，中国中央政府的债务率是全球最低的，仅仅20%；利率也是非常低的，十年期国债的利率目前比美国的还低。其实，合理的做法应该是：
中央政府主动扩大人民币计价的国债规模，帮助地方政府和各级国有企业从高息债务中解套出来；严格控制和限制中国公私各部门举借非人民币债务；想方设法控制全政府利息支出。
说白了，就是中央要收回地方主导投资建设与举债融资的权力。
这种“中央与地方角色的转变”不仅仅是理论上的可能，因为过去几年里，中央对地方经济发展的主导权实际也在不断强化中。
是正在进行的事情。
4月26日，财政部公开3月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和债务余额情况。一季度全国发行地方政府新增债券约1.67万亿元。
与以往不一样的是，地方债依旧在快速扩张，但主导权牢牢掌控在中央手里，保证资金投入到以新基建为重心的一系列重大基建项目中，特别是专项债，全部在中央划定的范围内，确保不搞新的“游乐场”、“水司楼”。
而且，经过一轮轮地方隐形债的清理，城投债新发在减少，到期还款压力也接近十年峰值，虽说到了最艰难的日子，但也说明以后压力会减小，因为地方随意举债的口子也被堵住。
即便是很多地方财政赖以生存的转移支付，典型的具有明确资金用途和支出标准的专项资金也越来越多，地方对于财政支出的随意性被大大限制。
早在2019年，一般性转移支付中，地方政府可自主统筹安排的比重就只剩下了21%。
可以说，无论是地方财政的改革趋势，还是地方债理论出路的可能性，都在指向一个非常非常眼熟的名词：
中央集权。
类似于1992年的分税制改革，但更加全面系统。因为中央当初还需要妥协，但今天，地方被债务压得喘不过气，在央地博弈种已经失去了讨价还价的余地。
这一会，中央收回的不仅仅是项目建设的主导权，还有财权与事权，以及信用货币的印钞权力。
此外，还有统一大市场、国企董事会制度、地方大部制改革，都在一步步剥离地方政府经济权限。
如果过去中国经济是“诸侯经济”，靠地方政府的积极性维持快速发展，那么现在做的就是“削藩”，打破地方保护主义，建立一个中央统筹、国企支柱、私营经济活跃的全国统一大市场。
这也是下一个阶段，以中美博弈为主的全球化时代，面对下一轮高新技术的爆发，中国必须进行的“深水区”改革。
从芯片、AI、脑科学、量子计算机甚至核聚变，越来越多颠覆性的高新技术产业正在或即将爆发，壁垒高链条长，已经不是一城一地财政资源搞地方保护主义就能够扶持的。
单打独斗是不行的，而需要举全国之力，建立新型举国体制，打穿从基础研发到市场应用的一整条“产学研”链条，才能孵化出在全球产业竞争中经得起考验的高精尖龙头企业。
东部、西部、中部还有东北，区域经济领头羊与内陆腹地的协同共振，建立起西电东送、南水北调、北煤南运、西气东输等等国家工程网络以及关键能源矿产的价格调控机制，是过去中国经济能够快速崛起原因，也是孵化未来高科技产业的必须。
比如，东数西算，就是把东部密集的算力需求有序引导到西部，使数据要素跨域流动。 打通“数”动脉，织就全国算力一张网，既缓解了东部能源紧张的问题，也给西部开辟一条发展新路。
有些地方是大脑与心肺，有些地方是四肢与肠胃，大家是一个有机整体，两者不是割裂的“造血”与“输血”的关系，而是一个在中央调控机制下的“血液循环”，才能最大程度对外发挥出中国经济的实力。
此外还有在各地各自为战下处处亏空的社保养老体系，都需要中央财政扩大财权事权，进行统筹规划。
这不只是未来中国要走的道路，实际上也是踩着各国的失败与血泪教学过河。
过去，发展中国家遇到债务危机，欧美所主导的IMF和世界银行，给生病的国家的建议往往是搞紧缩与休克疗法，而且上来就要求你削减政府对老百姓的福利支出，削减基础投资建设，同时还要求放开金融主权，主张市场万能，缩小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的职权。
比如198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和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
但是当他们发现自己也生了同样债务与泡沫时，比如2008年的美国金融危机、2020年美国疫情衰退，他们给自己开的方子则是开闸大放水，扩大政府福利，扩大中央政府职能，加大对市场的干涉，把什么自由市场彻底甩开，能摁住就摁住，严防连锁反应系统性危机。
这就是为什么这四十年，美国一边在全球宣传小政府省钱高效，自己联邦政府的规模却越来越大、债务越滚越多，凭雄厚的资金供应，支持着本国企业攻略全球。
2022年，美国上榜世界五百强的企业124家，数量比中国少，但几乎都是跨国企业，能够最大程度实现全球资源的高效率低成本配置，企业平均利润高达100.5亿美元，几乎接近中国上榜企业的2.5倍。
美国海外总资产高达32万亿美元，是本国GDP的130%。
目前，中国海外资产才不到八万亿美元，只有本国GDP的一半。
我国上榜的世界500强企业数量达到145家，位居全球第一，数量压过美国，但国际化程度却很低，利润也不高，主要业务大部分在家门口内卷，海外大多数是销售点，真正的跨国布局企业寥寥无几，都是困在池塘里的巨兽。
一个从华强北走出、国内没啥名气的传音手机都能在非洲大杀四方，可见中国企业真正的实力其实是被过去的全球格局所封印的。
其中最大的阻碍是，外汇政策有层层限制，企业出海必须自带干粮（资金)，还要自己克服国际政治风险。
病根是，目前人民币不是完全的主权货币，在美元周期面前不够强势，长期靠外汇储备维持汇率稳定。
按照黄奇帆的说法：
由于我国的货币发行的基础是外汇，而美元在我国的外汇占款、一篮子货币中占比较高，因此可以说人民币是间接锚定美元发行的。
查查最新的央行的储备资产，会发现外汇储备占了绝大部分：
这也导致，美元一扩张，中国经济就繁荣，美元一收缩，人民币跟着美元震荡，中国不但被收铸币税，还要在美元周期中也跟着过苦日子。
企业自身实力再强，也架不住美联储放金融镰刀，出海风险不可控。
现在不一样了，人民币也有了美元那样，以本国国债为锚的机会。
首先是人民币国际化有了突破口。
随着美元加息与债务危机，全球出现流动性短缺，各国对人民币结算与储备的需求推动了人民币国际化程度的提高，人民币更加坚挺。中国输出人民币，一方面帮助了全球各国稳定金融秩序，稳定国际收支的同时，也通过一定程度的铸币税的让全世界分摊掉了的债务成本。
而随着欧美国家搞贸易保护主义，开全球化倒车，中国已经成贸易全球化的主力，未来中国一系列军事外交政治的投资，就等于在修建全球化的基础设施，进而推动中国企业与人民币大规模出海。大量中国企业也不再受困于外汇政策在国内疯狂内卷，而是拿着人民币出海，不但可以消解国内通胀压力，还能做大海外资产，源源不断创造海外利益，也将一点点改变国内输血造血不均衡的局面。
比如，把一带一路彻底打通，一些原本无法实现造血的西部地区，就得到了新鲜的“血液”增量。
以前为了节省资源搞经济，中央政府有限的军事以及外交的支出，当年都是纯投入，主要是保证一个安稳的内外部环境，很难直接带来经济利益，所以当初要求军队要忍耐，导致很长时间里，在中国货船被美国随意拦截扣押检查、中国战机守在门口被撞的年代，我们根本无法保证自己的海外利益。
而中国经济继续发展的新鲜血液又需要不断吸纳海外资源，需要不断赚取海外利润，才能实现内外循环的畅通。
一旦中央政府的大规模对外支出有了可见的收益，扩大国债规模就不再是负担，中国就拥有了更大规模发行人民币，进行对内对外建设投资的底气。
对内，我们可以大大方方印钱、发钱，提高国人的福利水平、教育水平、医疗水平，增加对高科技产业的大规模投资，而不用太担心亏空问题，对外，中国增加军事硬实力与政治影响软实力的投入，在全世界为中国企业投资修建了完善的全球化的基础设施，去开发过去几百年西方没有开发的亚非拉国家，给全球带来新的资产增量。
与其让地方政府到处举债修楼修园子，还搞得养老社保亏空，比如中央政府出手去构建以中国为中心化的全球化基础设施以及证明中国道路优越性的社会福利体系。
而且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与最稳定的贸易收入，国债的投资不再是纯粹的消费，与美国那种完全因为消费大于生产而积累的债务有着本质区别。
更重要的是，由于人民币发行的锚也从美元储备变成了本国国债，彻底摆脱美元依赖与周期影响，成为真正的主权货币。
这是目光局限于一隅的地方债永远无法企及的效果。
但在那天到来之前，国家并不能急着给地方政府擦屁股，必须要把旧账算清楚，一个都别想跑。
比如下面这些地方债已经在做或者正在讨论的化解的方法和思路：
- 已经暴雷即将酿成系统性危机的，要么通过展期，用时间换空间；要么分而化之，参考村镇银行暴雷后的处理，限制风险向全社会扩散。
- 项目的公共效益高，可以把专项债项目转为信用更高、利息更低的一般债，由财政还钱，或者由国有金融机构认购，变相输血，降低付息压力。
- 本身经济效益高的项目但没有发挥价值甚至烂尾的项目，找真正懂经营的人代替各种裙带管理，增加项目本身的“造血”能力。
- 通过借新还旧，把一些用公共效益的隐性债务转为台面上的显性债务，纳入预算监管，防止新的债务危机出现，也方便中央出售救助。
- 建立终身追责制度，该抓抓该判判，遏制贪污腐败的滋生。
- 地方精兵简政，去官僚化，降低行政成本，提高还钱能力，也把资源配置交给更透明开放的市场去选择。
清算了旧账，还要地方政府实现成功转型，彻底结束地方政府必须举债投资的源头。
怎么转型？跟当年一样，还得看深圳：
原文在此：
主要是三件事：
- 如果说土地财政时期的地方政府把精力压在搞经济建设，而新型财税体制改革，就是把优质均衡的公共服务放在第一位，把人口留住、把素质提升、把环境搞好。
- 而在产业政策方面，政府角色从直接搞项目，招商引资，转向支持科学技术研发投入，引导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配合国家级产业基金落地。
- 在不增加隐性债务的基础上，完善交通基础设施，增强通畅国内外循环，说白了，就是强化深圳在全国经济布局中的角色定位，服从中央的安排。
总而言之，就是让地方政府回归到公共服务，从发展财政转向民生财政，扮演经济发展全局的辅助角色，把地方财政工作的重点，从举债招商引资推动“土地价值”的上涨，转移到专心提供公共服务与“人”的价值提升上，增加对“人”的投资与消费，更多体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税收本职。
比如云南保山市下属的施甸县，一个贫困县发债3个亿建生态公园，结果爆发债务危机，虚高估值还款来源和城投公司的应收账款都成了摆设，暴露了左右手相互抬轿子的本来面目，让这个本就不富裕的贫困县雪上加霜，只有中间的金融二道贩子获了利。
要知道，这次神舟十六号上天，三个宇航员中唯一非军人出身的北航教授桂海潮就是来自施甸。对比借几个亿搞莫名其妙的生态公园、高新产业园项目，把资金与精力投入到教育医疗社保民生等等公共服务中，这些年多培养几个小桂海潮，不知道要高多少倍。
新型财税改革从政府投资能力最强的深圳开始，就是希望其他地方政府都掂量下自己的能力与条件，划清楚在经济运转中的裁判与球员的身份，更多回归完善公共服务的本职工作，专注于提升本地老百姓的生活质量和社会保障中，至于投资建设科技攻关的工作，自然有全国统一大市场与新兴举国体制来完成。
过去四十年，中国名义GDP增长242倍的奇迹，不是喝茶看报盖章盖出来的，不是放贷借钱借出来的，而是全体中国人撸起袖子干出来的，最终还是要体现在老百姓的柴米油盐衣食住行上。
如果地方债务与资产增长，没有充分反映在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提高上，就会削弱政府创造信用货币的信心基础。
冤有头债有主，地方债问题，强调“谁家孩子谁抱走”，既是对过去发展道路的总结，对老百姓的交待，也是中国经济向未来转型与人民币全球扩张的信心的新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