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寒门再难出贵子，你怎么看？

的确如此。

据相关数据，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起，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止，工农子弟的人数在各级学校一直稳定地占据较高比例：

1952年，高校学生中工农子弟的比例为20.5%。1958年，高校新生中工农子女的比例为55.28%，1965年达71.2%。北京大学来自工农家庭的学生，1957年为30.8%，1960年为64.89%，1964年为41.5%。1974年这一比例最高，达到78.6%。^[1]

然而，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随着城乡对立逐渐加剧、教育的隐性不公加深，农村新生的人数持续下降（工人的子女也只占少部分），特别是在那些好大学（所谓“985”、“211”）里。这一点从北京大学新生中不同阶层的变化中可见一斑（其他高校则很少披露相关数据）：

如果按照上表中的方向发展，之后的情形就更不用说了。

有人可能会说，高考是绝对公平的（至少是相对公平的），毕竟“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但是，即使撇开各种暗箱操作不谈，隐性的不公平也是绝对存在的，而且正变得越来越严重，相对公平也在逐渐消亡。

作为现代私有制社会的基本经济单位，家庭使贫穷和富有变成世袭——从一出生，不同阶层的孩子之间就在各个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距，不管是在经济上，还是在社会关系、思想文化上。这就意味着，尽管录取与否仅仅以高考分数的高低作为标准，但是，在取得这一分数的过程内有着巨大的不公平，结果的不公平便成了必然，也就不能说奉行“分数决定论”的高考制度是公平的。

总而言之，“寒门再难出贵子”确有其事，并且这种趋势还在不断地加深；更加可怕的是，即使“寒门”里出了“贵子”，“贵子”也极有可能沦为被贴上高学历标签的牛马。

参考

1. ^杨东平. "寒门贵子"研究被媒体断章取义了吗?[J]. 教育研究与评论, 2012(4):3.